用户可能在询问的是关于“非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如果一名高管声称自己对公司的非法行为不知情，需要哪些类型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法律上如何认定主观明知，以及高管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对公司违法行为不知情。
作为一名资深的高级律师，我将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 直接证据直接证据可能包括高管的个人笔记、电子邮件、会议记录等书面材料，显示他们并未参与决策或被明确告知公司的非法活动。例如，如果有文件证明高管曾就某项业务的合法性向合规部门或者法律顾问咨询，并得到否定的回答，这可能成为有力的辩护证据。
2. 证人证词其他员工、合作伙伴或顾问的证词也可能对判断高管是否知情产生影响。如果有人能证明该高管在关键决策时刻并不在场，或者从未在会议上讨论过非法活动，这些证词可能有助于证明其不知情。
3. 职责范围根据高管在公司的具体职务和权限，法院可能会考虑他们的职责是否与涉嫌犯罪的活动直接相关。如果高管的职责主要集中在非财务或运营领域，且没有直接接触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这可能作为其不知情的理由。
4. 行业知识和经验如果高管能够提供证据表明他们在金融行业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基本的行业规则，那么法庭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对违法行为不知情的说法。
5. 事后行动如果高管在得知公司涉嫌非法活动后立即采取了积极措施，如报警、内部调查或纠正行为，这也可能作为其之前不知情的佐证。这种行动显示出他们对违法行为的反对态度，以及对遵守法律的承诺。
法律依据：
在中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直接涉及对高管主观状态的认定。然而，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参考《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特别是关于证明责任和证据标准的规定。比如，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方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并参与犯罪。
总结：要证明高管对公司的非法行为不知情，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来构建一个合理且可信的故事，展示他们既没有参与决策，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公司的行为违法。这需要细致的证据搜集和深入的法律分析，以便在法庭上有效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