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受委托为玉某盗窃辩护案

被告人玉某，女，2000年6月1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4252220000616XXXX，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住阿里地区职业技术学校女生宿舍。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5月8日被噶尔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延长拘留期限至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4日噶尔县公安局向噶尔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并于同年5月21日被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现羁押于阿里地区日土县看守所。无前科，被告人玉某认罪认罚。

本案由噶尔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玉某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6月26日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6月26日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2019年6月28日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材料。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玉某从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之间共盗窃两家商铺，盗窃的金额为68000元人民币。

第一次是2019年2月17日，被告人玉某走路经过格桑路至文化路交叉口附近，发现一家百货商店无人看守，就径直进到该店内。到店内后发现该店里面还有一间房屋，内有一张床，床上放着两个铁箱子，铁箱子未锁，就从其中一个铁箱子内盗取了6捆绑好的现金。1捆是伍拾元面值的，5捆是壹佰元面值的，她把偷来的钱放入上衣内，拦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恒远十字路口农行ATM机所在位置，把偷来的钱中的一部分存到自己的农行卡上（622848387805808XXXX），但由于部分人民币未能识别，她又到阿里广场附近找了个ATM机想把剩下的钱存上，但是有一部分钱ATM机始终未识别，存完后她在ATM机上查了自己当天盗窃后存进去的钱的总数，总共有三万多元，后又数了未识别钱的总数共两万多元，总数加起来是六万。

第二次是 2019年4月20日，被告人玉某来到阿里地区格桑路发现一家商铺没人看守，速进入商店内收银台处直接翻开抽屉，发现内有一个钱包，就从钱包内偷走现金离开现场。后在阿里地区菜市场对面数了一下钱的数额，一共8000元人民币。

一、关于指控罪名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盗窃罪的罪名，辩护人没有异议。但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盗窃金额，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盗窃金额，建议按照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原则予以认定。

被害人陈某某被盗金额

被害人陈某某的证人证言称两个铁箱子都分别被拿走了钱，其中50元面值的放在一个盒子里，丢失了200张左右，面值100元的放在一个盒子里，丢失500张。同时其声称有账本可以作为证据。通过核对账本记录，其从2019年2月2日至2月16日的现金收入金额共计69950元，支出为10160元，余额共计59790元，加上其自述其姐夫给的15000元现金，现金总数应为74790元。而报案时现金余额还有35000元，因此差额应为39790元左右。而公安机关并未对两个铁箱子采集指纹，因此要确定被盗数额，应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判断。

根据公安机关调取银行流水可见，2019年2月17日被告人玉珍存入银行的现金是35900元，被告人玉某供述除存入银行的钱外，余下5000元左右带在身上现金自己带着，用于平时生活开支。

由此可见，被害人陈某某所记账本中显示的数额与被告人玉某的口供基本一致，因此应认定被害人被盗数额为39790元。

被害人曲某被盗金额

本案中，被害人曲某自己的证词中称“面值100元的多一些，面值50元的少一点，具体数量不清楚，”但又说总共有8000元，该表述存疑。虽然有被告人的供述也是8000元，但并无其他证据补强，因此该数额存疑。

二、关于量刑方面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形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意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型。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西藏高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数额巨大的，在起点数额基础上，犯罪地在城镇的每增加9000元，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本案中，即使按照公诉机关认定的金额，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并未体现出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

2、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玉珍有入户盗窃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本案中不应认定被告人玉珍的行为构成入户盗窃。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非法进入提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这里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而本案中被告人玉珍进入的是商户，虽然陈某某在门店后面有床，但陈某某的笔录明确说明其房屋整是一间房，中间用木板隔开。被告人玉珍的供述中也讲到，他进入商店，看到后面还有一间房，门窗是拉开的，由此可见，本案中并不能足以证明后面的房间与外界相对隔离，只能认为后面是陈某某看店的位置。根据最高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中审判工作座谈会记要》中对“入户盗窃”的“户”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以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篷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因此本案陈某某的门店是其集生活、经营于一体，被告人玉某进入的时间属于其经营时间，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3、被告人盗窃数额不足50000元，只应认定属于数额较大。

4、被告人属于初犯，从未受过刑事处罚。根据《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法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有关规定。”

5、被告人玉某是在校生，平时在校表现优良，学校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一贯表现良好，家庭生活困难。

6、本案是侵财型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社会危险性小。

7、被告人玉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和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

8、被告人具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其到案后，其家属已经交代其将盗窃款项退还被害人，并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

综上，为了更好地体现法院判决的教育作用和引导作用，为了被告人更好地成长和成才，辩护人希望采纳上述白虎意见，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玉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交）。

本院认为，被告玉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和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玉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还了全部赃款得到被害人谅解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并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玉某有入户盗窃行为，经本院庭审后认为被告人盗窃现场的店铺位于狮泉河镇商业繁华区，其该店铺的主要用途为对外经营场所属公共区域，并案发时间为中午13时许，此时该店铺的性质不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的户，另结合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现场场照片等证据，无法证据被告人玉某入户盗窃，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玉珍入户盗窃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玉珍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玉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交），依法扣押的苹果IPAD一个，华为手机2部，金色戒指2枚，金色耳环四副依法退还被告人玉某。

本案涵盖了若干关于盗窃罪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如何划定盗窃罪和入户盗窃罪的问题，既关系到私法精神的贯彻，也关系到司法实践的应用。

盗窃罪的入户盗窃罪犯之争作为最常见、最突出的矛盾之一，这种现象即社会又西藏治理具有重大影响，但在法院法的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往往出现对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和适用，尤其是程序事项在何种情况下会影响社会风气的法律效力的问题上，容易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司法实践的进程中，希望能逐步统一认识。

建议今后被告人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应当尽早向专业律师寻求帮助，最大程度维护自身权益。检察院和法院应积极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加强老百姓的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