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某街办参与成都某公司诉其行政诉讼案

成都市某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司诉称，2007年2月，公司与成都某车辆厂签订了10年的合作合同，公司投资搭建了房屋六七百平米、构建了汽车喷漆房、烤漆房，因上述房屋属拆迁范围，某街办与某公司经多次协商未果，街办未履行合法手续，于2014年12月20日拆除了公司的房屋及设备，请求法院确认街办的行政行为违法。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受某街办委托参与诉讼，并代理街办进行了答辩。

答辩人并未实施被答辩人所谓的“拆除其公司房屋设备行为”，被答辩人系错列被告，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011年11月3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土[2011]794号）批复同意，成都市武侯区某街办（简称某街办）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位于某街办的成都某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车辆公司）系征收土地范围内需搬迁企业，因车辆公司已转让给自然人陈某，被答辩人于2014年8月29日依法与陈某签订了《征地搬迁补偿协议》，约定被答辩人对陈某在征地范围内的合法建（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进行补偿，陈某在协议生效后15日内自行搬离，并将残值交答辩人处理。在《征地搬迁补偿协议》签订前，2014年6月26日，由拆迁范围内的企业负责人或委托人陈某、街道及村民代表、武侯区国土局调查人、项目业主单位人员、武侯区纪检人员等五方人员共同核实了车辆公司（陈某）地上建（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情况，五方人员在调查登记表上签字。2014年8月29日，车辆公司、陈某向高新供电局机投供电所提交书面申请：因即将拆迁，申请对其在投供电所办理的变压器进行销户，终止用电合同。2014年12月23日，陈某、成都市武侯区某街办某居委会与机投桥街办拆迁科工作人员签署《收房证明》，三方共同确认：陈某已与某街办签定《成都市征地搬迁补偿协议》，根据拆迁协议要求，该户交出房屋残值，交由某街办某社区进行安全拆除。

由上述事实可见，答辩人与陈某依法签订《征地搬迁补偿协议》后，双方均依法履行了该协议，陈某将附属设施设备全部搬离后，自愿交出房屋残值，交由某街办某社区进行安全拆除。被答辩人在本次行政诉讼中认为，有拆迁人员将其房屋非法拆除及偷盗其电机设备，目前无任何证据可以证实系受答辩人指派或安排。如被答辩人确有证据，可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刑事立案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被答辩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人（即被答辩人）于2014年12月20日拆除我公司房屋设备行为违法”显然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某公司起诉某街办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的法定要件，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判决后某公司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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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本案中，某公司起诉某街办“拆除其公司房屋设备行为”，其行政行为违法，但并无事实根据，其提交的派出所报案记录，但并不能证明某街办实施或支使他人实施了违法拆除房屋设备行为，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起诉。

因拆迁引发的行政诉讼已越来越多，行政机关要注意依法行政，同时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应积极应对。

企业与街办达成《征地搬迁补偿协议》后，约定街办对企业在征地范围内的合法建（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进行补偿，企业在协议生效后的规定时间内自行搬离，并将残值交街办处理。协议生效后，签订《收房证明》一般应视为街办已有权对企业搬迁后的残值自行处置，如第三人与企业存在合作，因遗留问题未解决，以财产被违法拆除，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