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某家属与郑州市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2019年10月，甄某突发头疼并伴随恶心呕吐，于当晚入住郑州市某医院神经外科,行头部CT检查，后诊断为：左侧后交通动脉瘤，蛛网膜下腔出血。2日后行动脉瘤栓塞术，手术结束后回到病房，当晚22时左右，甄某突发呼吸骤停，给予紧急抢救措施，40分钟后转入ICU。翌日，甄某家属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后出院，并于当天在家中死亡。甄某家属认为，医院手术失败且抢救不及时，要求医院赔偿。医患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双方自行协商未果。

2019年10月底，医患双方共同向郑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递交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书，申请医调委作为第三方介入调解。

受理此纠纷后，为尽快解决问题，调解员决定直接约见双方面对面协商。见面后，调解员向双方下达了相关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表示医调委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会依法、公正调解。经查明了解，双方的争议点主要在于：

甄某代理人王某提出以下质疑：1、手术后所有医生均告知手术非常成功，可甄某在术后当天就出现呼吸停止后死亡，至今未告知家属死亡原因。2、病历书写前后矛盾（麻醉记录单上记录患者是清醒拔管，病程记录上是患者术后浅昏迷）。3、甄某术后回病房到呼吸停止，值班医生始终未出现，存在延误治疗。甄某家属提出医院赔偿医疗费147583.09元、死亡赔偿金637483.08元、丧葬费27998.05元等共计924065.39元的赔偿要求。

医方观点：甄某入院时情况危急，手术结束回到病房后突发呼吸骤停，属于手术并发症，且在术前已经详细告知其家属相关手术风险，家属表示知情并签字同意手术。事情发生后，院方及时采取插管等抢救措施，经过专家讨论，认为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无违反医疗常规的行为。鉴于甄某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无法满足，建议进行医疗责任鉴定来划分责任。

针对医患双方的调解诉求，调解员及时召开案例分析讨论会，研究制定调解方案，确定了解决纠纷的关键点：1、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2、患者死亡与医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调解员根据患方的诉求指出，甄某的死亡是否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有关尚无法作出判断。在不经过医疗鉴定的情况下，医调委作为调解机构是无法划分责任的，医院更是无法满足相关的赔偿要求。是否需要赔偿，如何进行赔偿，必须要有依据，责任划分不清是无助于纠纷解决的。因此，调解员建议甄某家属和院方共同进行医疗责任鉴定来明确责任划分。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安抚，甄某家属态度有所缓和。

随后，调解员再次将双方约在一起，围绕争议焦点，调解员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若医院确实存在医疗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院方在对甄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要明确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鉴定。在未鉴定的情况下，让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缺少法律依据。针对甄某家属的疑惑和顾虑，调解员从法律的角度，一一给予解答。经过耐心的疏导，甄某家属同意通过鉴定依法解决争议。

针对如何垫付鉴定费用的问题，为避免双方为此发生争执，调解员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由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经医患双方同意，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鉴定费预先向医患双方收取，最终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之规定，从公平的立场，建议双方各自暂垫付百分之五十，并最终得到了医患双方认可。

最终的医疗事故鉴定意见认为，院方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的过错，建议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依据鉴定意见，调解员向双方宣讲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的规定，经过双方的反复沟通，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如下：

1.医院一次性付给甄某家属人民币35000元整。该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

2.本协议签订后，院方在10个工作日内向甄某家属支付本协议所列款项。

3.双方确认，本协议系双方充分协商后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等情形。

4.此协议为最终调解协议。今后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再以此纠纷向对方提出要求，也不得损害对方名誉。

在调解员的回访中得知，本次协议得到了履行，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本案中，调解员首先找到纠纷的关键点，认真制定调解方案，在调解中掌握时机，法理交融地阐明正确的观点和立场，揣测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变化，抓住纠纷的关键，运用法律与医疗规范相结合、换位思考等调解方法，最终使医患双方能理性地对待纠纷，促使纠纷得以顺利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