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与伊春市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产妇刘某，28岁，于2018年2月26日上午9时许，以孕1产0、妊娠40周+1、头位，入住于伊春市某医院产科。入院后，经完善相关检查会诊，患者家属选择采取催产素引产终止妊娠。2018年2月27日下午15时25分，经会阴侧切助产娩出一男婴。新生儿娩出后，无自主呼吸，经复苏处置后仍无哭声，于16时19分转入儿科治疗。因病情危重，于当晚22时许，转往哈尔滨市某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诊断为：1.新生儿窒息，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3.帽状腱膜下血肿，4.新生吸入性肺炎，5.心肌损伤、6.红细胞增多症，7.卵圆孔未闭。因患儿病情严重，患方放弃在哈治疗，便转回伊春市某医院住院进行人文临终关怀治疗。2018年3月25日，新生儿因缺血缺氧性脑病临床死亡。死者家属遂与伊春市某医院产生纠纷，并多次到医院、市卫健委和信访办吵闹。2018年4月12日，伊春市某医院向伊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打来求助电话，请求医调委介入调解。

医调委接到纠纷报案后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接触当事人，了解案情，尽可能还原案情经过。在调解员与医患双方了解案件过程中，死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在医院大吵大闹，难以沟通，而且不将患儿尸体移出病房。医调委调解员耐心细致地做死者家属思想工作，细心地听当事人陈述，和死者家属讲道理讲法律。在医调委调解员耐心讲解和沟通下，死者家属情绪慢慢缓和，愿意配合工作，同时调解员也获得了死者家属的信任，将婴儿尸体送殡仪馆保存。调解员成功地将医患双方“引到”了医调委。

回到医调委后，调解员再次详细听取医患双方陈述。患方认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死亡，是因院方终止妊娠方式选择不当。病情变化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告知不到位；产程中，对胎心监护不到位；胎心变化后，没有及时采取剖宫产导致的。因此医方应当对此负全部责任，要求医方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人民币700000元。医方认为：患者住院后，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了常规检查。整个治疗过程都和患方沟通，治疗方案是在患方同意签字下进行的。医方没有违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承担责任，婴儿死亡也不能按照成人的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

本案涉及到患者死亡。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处理纠纷，医调委积极和双方当事人沟通，建议将此案送到异地进行医学评鉴，请专家评鉴后再商定赔偿事宜，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后异地专家评鉴后出具的评鉴意见为：“患者分娩过程中建议行持续胎心监护，尤其是第二产程过程中未提供胎心监护证据支持。新生儿分娩复苏由于条件所限，该院新生儿复苏基本符合要求，但若能够更早地进行气管插管，新生儿预后可能有所改善。产妇产程在正常范围内，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与出生窒息有关，此纠纷医方负有次要责任”。医患双方对评鉴意见无异议。

医调委依据专家评鉴意见进行调解。但死者家属向医方索要赔偿700000元，态度强硬。而医方对婴儿死亡是否应得死亡赔偿金提出异议。医方认为，刚生下来的婴儿和成年人一样享受20年的死亡赔偿金有失公平，因此医方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针对这一问题，调解员对医方细致地讲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刘某娩出的是活体婴儿，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根据《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死亡赔偿金为法定赔偿项目，因此，患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是有法律依据的，医方应当赔偿。

针对死者家属索赔金额过高的问题，调解员细心地讲解《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并与医患双方逐项测算赔偿数额，最终在调解员的反复调解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

医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伊春市某医院院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医药费等费用人民币205,330.90元。

2.本协议生效后，自患方收到医方给付上述款项之日起，医患双方争议一次性解决，此纠纷终结，双方再无争议。

3.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就此事向对方索要任何费用或提出其他请求，亦不得实施损害对方声誉的行为。

在此次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医调委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引入异地专家评鉴机制，明晰了医方责任。遵循合法、合情、合理原则，对医患双方进行释法说理，支持患方的合理诉求，驳回其过高要求，做到了依法依理调解，得到了医患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最终圆满地化解了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