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散某某家属与天津市某二级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患者散某某（已故），50岁，男，因腹痛4小时于2017年3月某日15时38分就诊于天津市某二级医院。患者住院前4小时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痛、无恶心、呕吐发热、寒战。予泌尿彩超、胰腺功能检查未见明显异常，门诊以腹痛待查收入住院。体检：体温36度，脉搏60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50/87mmHg。腹部平坦、未见肠型及蠕动波，腹软、上腹部及右下腹轻压痛。初步诊断：腹痛待查、急性阑尾炎？入院检查：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ST-T改变，左室高电压。血常规白细胞8.7。予补液抗炎治疗，医嘱二级护理。入院后的22时50分，患者诉上腹部饱胀不适，查体上腹部压痛，给予胃复安肌注，症状无明显缓解。23时，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叹息样呼吸，抢救40分钟无效于23时50分临床死亡。死亡诊断：1.主动脉夹层动脉瘤？2.急性心肌梗塞？3.肺栓塞？

患者家属情绪激动，要求院方承担医疗费等全部费用。医院认为院方诊疗行为正确，不应承担责任。双方就此产生纠纷，最终申请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进行调解。

医调委受理纠纷后，随即指派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员及时走访，向双方了解详细情况和各自诉求。

散某某家属提出：1.死亡原因不明确。2.诊断阑尾炎依据不足。3.输液期间无人监护。4.夜间病人不适未做任何检查。5.住院到死亡期间无人找家属交代签字。6.病历记载与病人自述病情状况不符，后脊椎疼痛、上腹部不适，出虚汗等心脏不适的很多症状均未体现。7.无病情告知。要求院方承担全部责任。

医方认为：1.对患者以“腹痛待查”入院符合治疗规范，患者入院8小时余，且在数分钟内呼吸心跳骤停，符合猝死诊断。2.病历讨论结果：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②急性心肌梗塞？③肺栓塞？均为凶险疾病，根据相关诊疗规范及医学规律，入院不足24小时不构成误诊误治。3.患者死亡后院方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要求尸检明确死因，患者家属放弃尸检。因此院方不应承担责任。

调解员听取双方陈述，查阅病历及相关诊疗规范后，向双方提出初步责任分析意见：1.医方诊断阑尾炎依据不足。患者无呕吐等胃肠道症状，无发热。血象检查白细胞不高8.7，中粒百分比86.2略高，未行B超等辅助检查。2.医方对疾病的认识不准，重视不够。入院后应完善检查，但只给心电图，过于简单。鉴别诊断不够仔细，应排除心肺疾病，明确诊断。患者腹痛症状，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应该予相关检查，如心脏彩超，或请内科会诊。3.医方处置措施不当。22时50分，患者诉上腹饱胀不适，上腹压痛，给予胃复安，处理不当，应进一步检查。考虑患者可能是下壁心肌梗死，如果此时查心肌酶，4小时即可出结果。4.患者死亡原因分析不清。3个推断死因依据不足。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无超声心动检查。急性心梗，未查血压、心肌酶。5.患者应承担放弃尸检而不能确定死亡原因的相应责任。

听完调解员的分析，医方仍坚称诊疗过程没有问题，患者死亡系自身疾病发展的结果，希望进行鉴定来明确责任。患方家属则表示，散某某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2个儿子都还小，其中一个还有病，家庭困难，家里没有精力和能力通过其他途径维权，希望尽可能在医调委尽快解决。调解员考虑患方的实际困难，申请启动审评程序。审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审评意见：1.医方诊断阑尾炎依据不足。2.患者入院后心电图提示ST段改变，左室高电压，医方未做进一步检查以及针对性治疗。3.患者死亡突然，与自身疾病严重程度有一定关联性。建议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调解员结合审评意见及时再次与医患双方沟通，并指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指出医院应承担的责任，结合患方家庭情况，提出了医院承担40%责任的意见。医方表示，需要看次责范围内的赔偿数额再决定。患者家属表示，需要回家后与其他人商量后再决定。

而后，经调解员多次分别与医患双方单方沟通，医患双方最终共同认可了调解员的责任分析建议。随即调解员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关于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的规定，测算赔偿金额，最终得到双方一致认可。

医院赔偿患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81209元。

在调解员主持下，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并通过了司法确认。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要结合具体案情，设身处地地为医患双方排忧解难。调解员在做医方工作的同时也让患方明白，鉴定是明确责任的有效方法，如果放弃鉴定，对病历中不能说明的问题，就需要医患双方互谅互让。

面对纠纷，调解员依法依理进行调解，并用审评意见有效劝解当事人，突破双方心理防线。随后根据法律具体规定，考虑到患方家庭困难的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了合理意见，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最终通过调解员的努力，纠纷得以成功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