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某与镇安县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镇安县某镇村民满某于2015年12月因左髋部跌伤入住某医院骨科。医院给其进行了“左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2016年1月出院。满某出院3个月之后仍然行走困难，局部疼痛剧烈，活动受限。此后8个月期间，满某多次到某医院骨科复查，并咨询医生，原主治医生和手术医生都表示该情况属正常情形，让其多加锻炼。但因疼痛不能缓解，左肢不能触地，病情未见好转，满某对医生说的“正常”产生怀疑，遂至其他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术后骨不连”，并住院治疗.后该院给满某进行了“左股骨颈骨折术后骨不连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花费6万余元。

满某在其他医院治疗出院后，数次到某医院找骨科医生和医院领导交涉，要求医院赔偿损失。由于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不断争论，矛盾越来越激烈。满某及其家属认为某医院骨科医生不讲理不认错，于是到县政府及信访、卫生等部门上访，要求解决某县医院赔偿损失的问题。

2017年2月，在信访、卫生部门引导下，患者向医调委申请调解。经征求意见，某医院表示同意调解，并提交了申请书。医调委受理后，立即进行了第一次调解。患者满某认为骨科医生陈某在给其做手术时违反操作规范，将内固定钛钉打在骨折线上，造成术后骨不连，长时间不得愈合，事后找该医生时，医生陈某千方百计哄骗患者，推卸过错责任，医生的过错造成患者身体受到损害，经济受损失，要求医院赔偿70万元。某医院认为其手术不存在问题，患者的要求不能接受。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互不让步，医调委宣布中止调解。患者满某对医生仇怨较深，见医院态度又生硬，又多次到医院找骨科医生和院领导吵闹，扬言要请媒体记者曝光，将医院一件件医疗损害的事和侵害患者权益的问题向社会披露，致使事态即将扩大，矛盾濒临激化。

面对这起棘手的医疗纠纷，调解员积极寻找问题的突破口。首先，与患者沟通，适时做其思想工作，并建议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让患者及家属能明白只有鉴定才能明确责任，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经过一番劝解和说服，患者及家属表态不再找医院吵闹，并接受先行鉴定的建议。

此后，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为：1.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60-70%；2.患者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3.患者后续治疗费评估为10万元人民币；4.患者护理期限评定为二次手术治疗出院后150日。

医调委立即将司法鉴定书同时送达给患者和医院，并按有关规定要求医患双方在3日内向医调委反馈意见。患者以书面形式表示接受司法鉴定意见，请求医调委依法调解，但医院却迟迟不作答复，使调解难以进行。时间过去10天后，医院仍未作答复。医调委主动与医院联系，再次征询意见。但医院含糊其词，不明确表态，流露出“能否不按司法鉴定意见来协商”的意图。又过了10天，医院仍没动静。针对医院这种消极态度，医调委再次做医院的工作。调解员指出：如果对司法鉴定意见不服，应拿出充分理由和证据申请重新鉴定，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规则.作为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司法鉴定结果证明，医院及医务人员确实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医院至今没有提供出无过错的证据，医生也没有正视自己的过错责任。这件事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既不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将对医院造成压力；还会影响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声誉，将引起人们对医生更加不信任、不理解。经过反复沟通，耐心做工作，医院表示愿按鉴定结果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双方态度明确后，医调委主持召开了医患双方参加的调解会，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患方要求医院赔偿47万元，并提交了“赔偿清单”。医院认为患者的诉求过高，只愿赔偿17万元。双方各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让步，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针对医患双方在赔偿数额上的巨大差距，调解员从中看出问题是患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医院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究竟按哪个标准计算？医调委进行了深入细致调查，证明患者为城镇社区居委会居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统一认识，达到意见一致，医调委与医院进行协商、沟通，医院同意按城镇居民计算赔偿数额。之后，医调委拿出合法合理的赔偿方案，提供给医患双方在协商中参考。经过依法、耐心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7月，医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由医院一次性赔偿患者各项费用22.8万元。双方在第二天履行了协议。

至此，这起棘手的医疗纠纷成功得到化解，双方握手言和。

医患纠纷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医调委作为化解纠纷的第三方，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此案中，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纠纷的调解提供了依据。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认定也是解决纠纷的关键。医调委通过这两方面的认定和给双方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得纠纷合法合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