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梁某与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梁某因患白内障，于2014年4月到重庆某医院就诊，并接受了院方提供的双眼多点矩阵激光手术治疗方案。在术后的康复治疗过程中，患者认为病情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对术后的康复性激光治疗不适应，终止了后续的康复性治疗。由于患者产生不适感，该院为患者开具了处方进行保守治疗，并叮嘱恢复期为半年。2015年10月，患者认为药物治疗没有效果，要求院方给予解决。患者与院方多次协商后，于2016年1月与医方签订协议，由院方免费为患者右眼行3个疗程治疗，患者接受治疗后表示依旧无效，要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医院认为患者提出的要求太多，无法接受，双方当事人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后经多方协调，院方同意与患者一起申请委托重庆市某司法鉴定所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由院方垫付鉴定费用。但至2016年11月，鉴定回复称难以鉴定出院方是否有过错，终止鉴定。在无法得到鉴定结果的情况下，院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于2016年11月与患者达成协议，向患者支付3万元人民币，希望一次性解决此次纠纷。2017年12月，患者视力再次下降，生活中产生了很多不便，认为之前协议中补偿的3万元人民币不足以弥补损失，就多次到医院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上访和投诉。经过多个部门协商解决无果，于2019年1月，医患双方在当地社区调解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卫计委等多个部门的陪同下就此纠纷自愿向江北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申请调解。

医调委在告知双方调解原则、调解纪律、调解程序后，受理了该案件，并安排人民调解员予以调解。

调解员迅速熟悉案情、理清思路，组织医患双方、患者所属当地社区调解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卫计委相关办公室等部门进行共同调解。梁某在其妻子陪同下参与了调解。梁某在调解过程中情绪异常激动，表示医方的治疗结果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叙述期间多次流泪，并与其妻子多次责骂劝导他的各单位工作人员，要求院方再次赔偿各种损失费8万元。医方则认为患者的手术不存在任何问题，患者反映的后续视力下降是由于老年人正常的生理机能衰减造成的。他们已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患者进行过3万元救助。患者在得到救助1年后，不但不感激，反而多次到医院无理取闹，去各上级部门胡乱反映情况，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给医院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而且这种单方面撕毁之前已经达成协议的行为，将使得医院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故不再接受患者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

经过调解员的反复劝说疏导，医患双方均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做出让步，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期间，患者还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多次辱骂身边的人。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调解员与社区调解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卫计委等单位的出席人员一起对医患双方的诉求进行分析，考虑到患者年龄大、沟通有障碍、生活确有困难等实际情况，以及院方也担心问题不能得到一次性解决的困扰，遂向医患双方提出建议：医患双方可以先达成协议，再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司法确认，从此一次性解决此次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再对纠纷提出异议只能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提议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同，为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由于本纠纷时间跨度过长，确实无法确定院方是否存在过错责任。调解员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及顾虑，本着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不多次耐心调解，最终使得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和解。

调解员根据《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院方再次以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一次性支付梁某2万9千元，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2019年1月23日，调解员电话回访了双方当事人，询问协议履行情况，了解到医患双方已经于2019年1月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了协议的司法确认，并得到了当地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书。医方向患者支付了协议中的全部人道主义救助款，共计人民币2万9千元，患方也收到这笔救助款项。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在本案中，案件的时间长，患方年龄大，不太信任相关工作人员，诉求经常更改，而且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给解决问题增加了不少难度。调解员首先了解案情，然后向患方说明身份、疏导患方情绪、告知患方法定纠纷的解决途径并宣传人民调解的特点和优势，引导患方通过人民调解途径化解纠纷，及时将纠纷引出医院等工作部门，疏导至医调委处理，维护了医疗机构的诊疗秩序，也维护了相关单位的工作秩序。在此基础上，调解员归纳了医患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纠纷能否得到一次性解决，并根据《人民调解法》关于司法确认的相关规定，使得医患双方从最初的各执己见转变为达成共识。调解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着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与医患双方分析讨论纠纷事实情况，有效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当地的社区调解委员会、派出所、卫计委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参与调解，给出专业的调解意见，为本案的圆满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