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黔江区张某某与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张某因检查发现食管癌，于2018年11月入住重庆某医院。手术后发生胃食管吻合口瘘，经积极治疗病情一天天好转，可以自行下床并在室内走动。12月，张某一次性走了6圈，当晚病情急转直下，出现肢体无力、恶心呕吐、呼吸费力、口眼歪斜、神志欠清、不能言语等症状。经检查，其血压下降、肺部有啰音，建议气管插管被家属拒绝，后于2018年12月治疗无效死亡。张某家属认为是医方的手术及药物问题导致了患者的死亡，双方矛盾激化。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双方向重庆市黔江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交了调解申请。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患者的死亡原因及治疗处置过程和过错责任争论不休。通过认真倾听双方的陈述及辩论并翻阅病历资料后，医调委专业调解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针对死亡原因，调解员分析来源于几个方面。

1、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依据：一是患者本身年事已高，患癌性疾病，经过手术，处于虚弱的病理状态；二是有长期慢性支气管炎病史，有高血压疾病，入院血压180/92mmHg；三是手术吻合口瘘的部位，存在局部炎症，在由久卧位突然变为立位的过程和活动的过程中，加重了心脑肾肺的负担，也加剧了感染的扩散，感染扩散快且不容易控制（通过肺部有啰音，血象检查结果异常可以反应出来），所以各个器官的衰竭随之而来，因此，死亡也来得比较快。

2、奎诺酮类药物中毒。患者药敏试验结果只对喹诺酮类敏感，所以使用了左氧氟沙星。喹诺酮类药物的副作用比较大，对胃肠道、软骨、中枢神经系统、肝肾功能都有较大的影响，该病人在处于虚弱的病理状态下使用该类药物，出现无力、呕吐、肝功能不好等都可能是由于药物不良反应所引起。

3、不排除脑梗塞（脑栓塞）。患者有肢体无力及语言障碍及口眼歪斜的症状，本身有高血压基础疾病，此次有长期卧床和体位突然改变的诱因。

4、痰栓性呼吸窒息。调解员认为患者的死亡是多因一果所致，自身所患疾病是主要因素，其他原因是加重或诱发因素，至于究竟死于哪种或哪几种疾病，只有依赖尸检确诊。

（二）医疗损害及责任问题

通过查看病历资料及双方的询问记录，医方对患者原发病食管癌的诊疗过程符合诊疗常规，发生吻合口瘘亦是该病术后常见并发症，对并发症的治疗亦符合诊疗常规，未发现明显过错行为。但是，在指导患者康复治疗方案（比如是否活动量过大）方面是否恰当值得探讨，在使用喹诺酮类药物时限是否偏长、对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是否严密也存在疑问。若死亡结果与活动过度和药物中毒相关联，那么医方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若死于痰栓性呼吸窒息呼吸衰竭，那就应该由患方负责，原因是患方不配合治疗。

（三）调解方案建议

由于患方表示不接受尸检，所以建议双方考虑调解员的分析结果：患者的死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患者的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其他原因为诱发或加重因素（虽然为加重因素，但是为治疗所必须）。因此，在责任比例划分方面，调解员认为医方负次要责任。

上述分析及建议，若双方认可就可以达成协议；若不认可，建议先行鉴定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调解。双方当场表示认可。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医方负30%的责任比例，计算出由医方补偿患方112000元，同时约定当晚由患方家属负责将尸体移出医院并自行安葬。

协议当场签字并兑现。家属双方紧绷的脸终于变得柔和，最后还各自作了检讨，表达了歉意和对医调委的感谢。

此纠纷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解决，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医调委抓住了“情绪激动关”这个关键环节的思想工作。本例纠纷，由于信息不对称，患方认为完全是医方的错误与责任，因此而“愤怒”，自行协商不成功让积怨更深。此时的调委会作为第三方，从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让患方重树信心，看到希望，从而将“愤怒”转化为信任，转化为希望。

第二，医调委独立地位和专业能力获得了双方的信任。调解过程历来都是对过错责任问题争论不休，最终双方都期待调解方给出正确的答案。调委会给出的答案要做到客观公平公正，让所有人心服口服，这就要求不但要具备雄厚的医学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经验，而且要精通法律法规及政策，否则就无法当好“裁判”。

第三，医调委“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思想潜移默化地感化了服务对象。调解结束，患方当事人深有感触地说：“调委会就是好，放弃休息时间免费为我们服务，其他部门都是工作日才上班！”调委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一切行动“以人民为中心”，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因此当事人经常是带着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面对纠纷的调解，效果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