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家属与遂宁市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2017年3月25日，年轻气盛的李某某（14岁）因琐事与父亲争吵，冲动之下，用菜刀砍伤了自己的左手臂，于当晚到遂宁市某医院进行治疗。医生诊断，伤口长5厘米，深至桡骨，肌肉部分断裂，伤口无法自行愈合，容易形成空腔，造成感染，有手术指征，为此，医生建议患者进行手术治疗。3月28日，李某某在手术室接受清创缝合术，麻醉消毒后，不明原因出现心率骤降，虽经医院全力抢救，却无效死亡。

小手术引发死亡，患方家属无法接受，李某某父亲李某邀集亲友在医院拉起横幅，摆放遗像，讨要说法，现场聚集起70余人。当日14时，遂宁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的3名调解员在接到医院调解申请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现场，与民警一道疏散围观群众，将死者亲属引导至医院会议室，进行调解。

一开始，李某等死者亲属指责医院草菅人命，不给个说法就同归于尽，并且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不愿意调解。调解员对死者年纪尚轻就遭遇不幸表示同情，“顺”着亲属方的思路“投其所好”，安慰他们“患者是因为一个小伤口就医死亡，放在一般人身上，都会认为是医院出现了问题，但究竟医院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是要搞清楚弄明白。” 死者亲属因为调解员的“认同感”，情绪稍有缓和。调解员继续解释，调解遵循双方自愿，协议也是自愿达成，即便调解不成，还有其他合法途径。后患方亲属认为可以一试，同意接受调解。

在了解清楚事情起因经过后，调解员制定了初步的调解方案—先安慰患方情绪，引导妥善处置尸体，再劝说双方当事人通过鉴定明确死因和理清责任分配问题。

在安抚情绪的同时，调解员多次引导李某等死者亲属方坐下来与医方进行对话。因考虑到他们医学知识缺乏，法律知识又不清楚，建议他们去找律师进行咨询。19时许，在家属方有代理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调解员组织双方开始了首次正式调解。调解中，要求双方当事人分别派出5名代表参与调解，以避免因为人多口杂，出现不利调解推进的情况。

调解中，死者亲属方代表首先提出质疑：手术有没有做的必要？麻醉有没有问题？要求查看手术监控录像。医方答复：手术室内没有安装监控，做清创缝合术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死亡原因医院无法确定，如质疑手术有问题，要弄清楚死因，可做司法鉴定。

调解员适时提出：既然双方都对死因有疑问，科学的方法就是“检查”尸体（考虑到死者亲属的感受，特意把“解剖”二字说成“检查”）。死者亲属方不愿移尸，调解员明确告知，根据相关规定，家属不得将尸体强行留置在医院，任何人都不得借口医疗事故停尸要挟。极力劝说亲属同意尸检，因死者年龄小，死因又不明，更要给死者一个公正的交代。一番耐心劝说后，患方也最终同意移尸，但对是否尸检始终未明确表态。

3月29日上午，调解员通知双方到市医调委进行调解。因前期做了大量劝说工作，有了基础，加之死者亲属方律师建议进行鉴定，亲属方也终于同意做鉴定。为推动纠纷尽快解决，调解员建议鉴定费用暂由医院垫付，医方同意。经双方协商后，拟定委托四川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尸检。

就在当天下午，调解员接到李某电话，认为在外省选机构更公平公正，希望更改鉴定机构。征得医方同意后，为防再有变故，调解员立即组织双方当事人更改了尸检声明，双方同意由医调委委托鉴定，确定了由重庆某鉴定机构进行尸检，同时进行病理解剖与药物毒化鉴定。待双方当事人当场完成书面委托后，医调委也立马与鉴定机构取得联系，约定了专家第二天进行尸检。

3月30日上午，专家来到遂宁市殡仪馆对尸体进行解剖，根据规定，双方当事人派出代表旁观尸检过程。因该案件情况特殊，为科学客观的得出准确结论，专家须经多方论证才能得出最终的鉴定报告。

7月31日，医调委收到鉴定机构邮寄来的尸检报告书，调解员随即通知双方当事人前来领取。

8月1日，双方当事人到场后，调解员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拆开快件取出尸检报告。报告中指出：李某的死亡原因是右心大量气体栓塞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报告分析认为原因是在清创中，过氧化氢分解释放氧气，在局部创伤口形成高气压，压迫气体进入小静脉管腔，造成的空气栓塞。据了解，该死亡原因在医学上是极小概率。

鉴定报告出来了，调解就有了基础。

8月3日，双方当事人再次来到市医调委调解室。李某甲提出，因为是在清创过程中造成的死亡，医院应当承担全责，要求赔付1200000元。而医方认为有责任绝不回避，但还差一个过错责任的鉴定。

随后在“背对背”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了解到因为鉴定的等待时间过长，死者亲属不愿再做过错鉴定。针对双方当事人都迫切需要找一个较为科学的赔偿依据的情况，调解员提议可启动专家评估，医院也表态，如评估出医院有责任，赔偿就高不就低。死者亲属同意了此建议。

死者亲属提出要亲自选取评估专家，医调委立即就选择专家的事宜进行接洽，很快从医疗专家库选取了4名专家参加评估。

8月7日，4名评估专家根据病历与尸检报告书，对李某的医疗纠纷进行了过错责任评估。评估认为：医方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手术有指征，方式正确规范，无麻醉禁忌，麻醉方式正确，麻醉操作用药规范，但有行为存在缺陷，抢救记录不详尽，术中有几种用药未作记录，发生病情变化，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患方，推断心腔内气体与双氧水冲洗有一定关联。

8月9日，医调委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第4次调解，医院表示目前医疗手段对这种极小概率的意外死亡无法预见，也明确表示尊重专家评估意见，愿意承担责任；死者家属转而不谈责任系数，只谈赔偿金额。通过调解员耐心细致劝说，医方表示出解决纠纷的诚意，愿意让步，全额承担医药费、殡仪馆费用、鉴定费用。死者亲属方最终也同意参照评估意见依法索赔。

调解员多次当面协商，打电话做工作，翻阅法规条例，为患方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又多方做医院工作，逐步缩小了医患双方的差距。最终，医院认可承担次要责任，按照40%的系数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和解。

9月5日，在医调委调解员的见证下，双方在医院医务科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患者尸检及毒物鉴定费用16200元,尸检当天产生的伙食费450元，及患者在殡仪馆产生的停尸费、火化费等费用28776元由医方承担，计入赔偿范畴。

2.死者住院费4643.63元全部由医方承担，计入赔偿范畴，预交款3900元退还给患方。

3.按照《侵权责任法》核算，由医方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272016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2000元。

综上，医方共计承担赔偿金354086.3元，除去已垫付的，还需支付乙方307916元。

经协商，赔偿款当日就打进李某的银行卡上。协议签订后，患者家属握着调解员的手多次表示感谢。至此，一桩医疗纠纷圆满化解。

本案中，死者因小伤入院治疗死亡，亲属情绪激动，正式调解前，调解员花了大量时间安慰亲属情绪，安抚工作也贯穿调解始终。调解中，调解员情理并重，一方面引导鉴定（尸检、过错责任鉴定），以专家评估意见作为责任系数参考，秉承依法依规调解的原则。另一方面特别注重温情调解，注意言语措辞，同时满足死者亲属更换检验机构、自行选择评估专家等合理诉求，让他们卸下心理防线，接受调解，促使了调解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