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某家属与余干县某医院医疗纠纷调案

2018年1月，患者汤某（男，56岁）因直肠恶性肿瘤到余干县某医院再次就诊，进行化疗。汤某于2017年9月在南昌市某医院检查确诊患有直肠恶性肿瘤，并施行手术，手术后多次化疗。2018年1月以前患者曾在某医院进行过化疗，此次是第二次到某医院化疗。化疗几天后，2018年2月1日在用药过程中，患者汤某全身冒汗，身体出现不适症状，患者汤某的陪护亲属及时向当班护士和医师反映，医师过来看过后，告诉护士停了针，进行救治，经救治半个小时后汤某不幸去世。

事后，汤某的子女带着一些亲戚找到了某医院，为其父亲讨说法，要求某医院赔偿。双方就此展开了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此时，患者的亲戚情绪比较激动，要求医院尽快答复，否则要把事件闹大。某医院见患者家属不肯走诉讼途径，又不愿做医疗鉴定，便建议患者家属通过余干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医调委）进行调解，患者家属表示同意，并配合某医院向县医调委申请调解，县医调委当即受理了此件纠纷，指派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进行调解。

在调查了解纠纷情况的过程中，调解员与医患双方进行了多次沟通，了解到双方矛盾集中在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上，患者家属认为某医院医师不负责任，在患者第一次出现了不适后，没有停止用药进行观察，而是继续用药，导致病人死亡，医师的医疗不当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某医院认为，医师的医疗行为是规范的，患者的死亡原因可能是突发症引起的，但考虑到患者汤某毕竞是在医院用药后死亡的，而医师对患者的风险估计不够，只同意适当补偿。双方各持已见，互不相让，给调解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针对医患双方矛盾的焦点问题，县医调委建议医患双方听取医学、法学专家的意见，对医疗行为进行评估，并依据法律对赔偿进行预判。医患双方同意了这一建议，县医调委及时组织了相关的医学、法学专家进行案例讨论分析。专家们分析认为：医院的医疗行为对患者的风险认识不够，对病情的变化处置不够，没有设置风险处理预案，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不好认定患者的死亡原因，因此认为，医院的医疗行为有一定的过失，但不一定与患者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听了医学、法学专家们的分析意见，医患双方在没有医疗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基本接受，对调解此件医疗纠纷有了一个大致的评判，为下一步的调解工作打下基础。此时，调解员对医患双方分别开展调解工作。对于医方，调解员指出医院对患者的病情存在不够重视，没有对风险进行评估，在患者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只是按照常规情况进行处置，在病人出现不适后，没有马上进行会诊，因此，对患者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医方适当提高补偿金额，比照次要责任执行，医方表示将进行商量后确定；同时，对患者家属开展说服引导工作，调解员认为，患者前后两次在某医院化疗，其疗程和用药基本相同，第一次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次出现了险情，这与病人病情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对照专家分析意见，也说明了这一点，因而某医院的医疗行为尽管有一定的过失，但还是建议患者家属降低索赔金额诉求。经调解员耐心工作，患者家属表示商量后再表态。调解员与双方当事人共同测算了赔偿数额，经过调解员一轮又一轮的调解工作，医患双方最终接受了调解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2018年2月3日，医患双方共同到县医调委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

1.某医院一次性向汤某亲属给付8万元的赔偿。

2.本调解书签订后，汤某亲属不再向某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提出其他赔偿要求，双方的纠纷案结事了。

3.协议书签订后，汤某亲属表示消除对某医院的负面影响。

调解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引导，调解员通过以法、情、理引导双方消除双方认识上的差距，从而达成共识。本案中，人民调解员面对医患双方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消除差距，推动达成共识：1、找出矛盾的焦点，引入法学、医学专家研判、评估工作机制进行分析，引导双方找准鉴别差距的方法，最终形成专家意见。2、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之内分析矛盾，从而寻找到解决矛盾的平衡；3、引导双方正确面对利益得失，做到相互理解；4、县医调委作为第三方纠纷调解机构，要做到公平、公正，真正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要结合案情，通过情理、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引导，逐步缩小双方的分歧，并密切关注双方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