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县熊某与甲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2016年9月10日，熊某（女，2005年出生）因走路时不慎摔伤右髋部到甲医院治疗。入院后，甲医院所摄的X片显示：“右股骨颈骨折”。2016年9月14日，在全身麻醉下，院方对熊某行右股骨颈骨折多根克氏针内固定术。术后，院方采取抗感染、活血化瘀、降血压等治疗措施。复查X片显示，对位对线良好。2016年9月19日，患者愈合良好，遂出院。出院医嘱，（1）休息3月，每月复查X片一次；（2）医师指导下功能锻炼；（3）5天后拆线。

几个月后，熊某某右髋关节屈伸活动好，足趾感觉血运良好，但外展、内旋活动受限。2017年3月22日，患者到上海乙医院治疗。入院后，乙医院所摄X片显示，“右股骨颈陈旧性骨折，右髋内翻”。2017年3月25日，院方对患者行“右股骨粗隆下外翻截骨内固定术+右股骨大粗隆骨骺阻滞术”。术后，院方予以预防感染、补液等对症治疗措施。2017年4月2日，患者的手术部位包扎外固定中，肢端活动自如；院方认为恢复良好，准予出院。出院医嘱：（1）定期复查，不适随诊；（2）注意营养和休息，防止外伤。

2017年2月3日，患者的父亲到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投诉。患方诉称，2016年9月，熊某摔伤右髋部到甲医院治疗，但几个月过去，右腿仍无法自如活动，要求甲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经过调查，调解员认为，（1）患者右腿无法自如活动的原因不明；（2）未经鉴定，责任不明；（3）患者熊某尚需进一步治疗，损失无法确定；（4）患者熊某正处生长高峰期，不宜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经调解员劝解，双方达成先行给还在治疗的一致意见。患方抓住时机先到上级医院治疗；治疗结束后，双方再协商赔偿事。

2017年5月，患者的父亲再次来到调委会要求调解。诉称，患者已在乙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现恢复良好；经该院确认，患者后期所受损害是因甲医院手术治疗不当所致；要求甲医院赔偿损失。调解员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特别强调，院方责任应当由鉴定机构确定。

2017年6月16日，患方通过县卫计委向市医学会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受理后，因患者的伤情正在恢复中，经双方同意，医学会暂时中止鉴定，待治疗结后再重新启动鉴定程序。2018年3月31日，市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在鉴定书中，专家意见为，（1）医方违反诊疗常规。表现在患者出院时院方没有采取有效的外固定，最终可能导致内固定失败，骨折不愈合；（2）患方家属没有严格遵照医方出院医嘱，未待骨折痊愈后就送患者入学读书；（3）医方的不足与患者的最终损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的最终结论是，本例医疗纠纷属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2018年5月13日，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人身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熊某损伤致右股骨颈骨折为十级伤残；（2）熊某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3）熊某护理期为伤后210天，营养期为伤后120天。

针对上述情况，调解员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其中，院方代表对于鉴定结论提出质疑，拒绝赔偿。调解员当场拿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人身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鉴定意见一一展示，并指出院方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几个方面的不足，（1）该做的检查没做，导致漏诊、误诊；（2）与患者沟通不畅，造成双方的误解；（3）院方的规章制度和诊疗制度落实不到位；（4）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中粗心大意。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指出《解释》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等中关于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等赔偿项目及其计算标准的规定，建议院方承担起应担的责任。在调解员的劝解下，院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赔偿。对于患者一方，调解员指出索赔要结合实际并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依法依规，而后向患方解读了《解释》中的规定。听完调解员合情合理合法的分析，双方表示信服，同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调解方案。

2018年6月27日，在调解员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1.院方一次性向患方支付人民币31250元；

2.患方不再追究院方责任。

达成协议后，院方在一个星期内支付了赔偿款，患方对调解结果也基本满意。

调解员面对该医疗纠纷，之所以能妥善解决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是公平公正，不存私心；二是依法依规，有章可循；三是入情入理，口服心服；四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五是言谈得体，息事宁人。

从本案来说，正是调解员正确引导双方进行医学鉴定、司法鉴定等方式，通依靠科学、依靠法律的途径来厘清责任，明细义务，最终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