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某家属与重庆市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患者秦某（男，37岁），2017年7月15日因在家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重庆市某医院，经CT检查后发现脑左侧基地节血肿，遂行左侧额颞入路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手术，手术顺利，术后返回ICU病房治疗。7月20日上午医生查房时见患者各项指标趋于平稳，遂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当天下午患者突然开始发烧，血压忽高忽低，右脸开始变肿，下肢血管乌红，情况极其不稳定，医生紧急给患者做腰大池引流术，直到当晚20:20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宣布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独子突然死亡，死者家属无法接受，认为医院在治疗中存在很多管理制度的问题，并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最终才导致患者死亡，要找医生和医院领导“要个说法”，要求医院承担本次医疗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提出120万元的赔偿要求。院方则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院无关，只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患方10万元补偿。因双方提出的赔偿金额相差太大，多次协商无果后，2018年3月9日，双方当事人到重庆市江北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进行调解（以下简称医调委）。

受理纠纷后，医调委告知双方调解原则、调解纪律、调解程序，并安排调解员调解。

还未开始调解，谈及儿子死亡，死者母亲就异常激动，情绪迟迟不能平静，调解员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心理疏导工作，待其情绪平稳之后，调解正式开始，调解员倾听了双方的陈述及所出示的病历和说明材料，了解了案情基本情况。死者家属认为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伪造亲属签名、捺手印，还编造虚假病情，患者的病情变化后医院也未尽告知义务，没有及时进行抢救，在急救室抢救过程中缺少高压氧气包，而是经过20多分钟后才送到，这是导致抢救无效的根本原因，因此医院应该承担全部责任。院方则认为：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确实存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但患者的死亡是突发情况，医院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过高，院方无法接受。

调解员认真阅看了双方提供的案件材料后，认为首先应该划清责任、确定死因，但死者尸体已经火化无法进行尸检，建议医患双方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死者家属明确不同意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也不同意采取其他的责任划分方式，一再强调医院对患者的死亡负全部责任，要求院方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0万元。院方坚持认为赔偿金额过高，考虑到医院自身在管理和急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愿意再多给予患方10万元的补偿，共计20万元，对于死者家属提出1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数额，在没有做医疗过错鉴定未明确划分责任的情况下，院方不接受。

调解一度陷入僵局，死者家属情绪再次激动，针对此种情况，调解员决定采取“背靠背”的调解方式。死者是家中独子，家属情绪激动是在所难免的，调解员对家属表达了由衷的慰问和同情，并向家属解释，情绪过于激动只能导致事情不断恶化，对解决纠纷没有任何好处。通过真诚的沟通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稳定了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调解员及时与院方进行沟通，提出院方在诊疗过程和急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院方实事求是，主动面对自己的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引起不良影响，建议院方考虑适当提高赔偿金额。医患双方都决定回去商量后再次进行调解。

4月8日，医调委组织医患双方进行了第二次调解。调解员本着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参照相关法律条款向医患双方进行了客观分析：此案中，因医院管理混乱，抢救不及时，对患者死亡负有主要责任；患者来医院之前本身患有较为严重疾病，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建议责任比例按照6:4进行划分，参照2018年相关死亡案例赔偿计算标准，医院应赔偿患方42万元。随后，院方代表在调解室外电话联系医院领导，经过商讨，院方代表回到调解室，表示理解并接受调解员的建议，愿意给予死者家属40万元的赔偿金额，并退还医疗费3万元，共计人民币43万元，死者家属表示同意。

医调委根据《人民调解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促成双方达成共识，院方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3万元给死者家属，与此同时，双方共同申请了司法确认，以确保此协议的法律效力。

4月26日，调解员进行电话回访，询问协议履行情况，了解双方对调解结果满意。

医疗纠纷调解的难点之一在于医疗过错责任的认定。本案例中，因死者尸体已火化无法进行尸检确定死因，死者家属也拒绝做医学或司法鉴定，且不同意采取其他的责任划分方式；而院方不认为患者的死亡与医院有直接关系，认为是患者自身疾病所致。如果不能分清责任，一是难以确定应否赔偿、赔偿多少；二是恐对某一方造成明显不公；三是可能会助长医闹；四是不能让医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此，调解员反复阅看分析医患双方提供的案件材料，及时与医患双方分析讨论纠纷事实情况，同时参照相关法律条款，本着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向双方进行了客观分析，有效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并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