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受委托为刘某稳受贿罪辩护案

刘某稳原系枣庄市某区城市管理局局长，2013年11月15日被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至市中区法院：“2010年1月至2011年11月间，刘某稳利用担任城管局局长的便利受贿20万元。”先后经过了三次开庭，证人王某伟、刘某昌先后出庭作证，关键证人薛某拒不出庭作证，但其询问笔录和录音录像完全不符。而且本案书证能够证实涉案款被薛某占有使用了。2013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宣告刘某稳无罪，刘某稳重获自由。

本案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柳波担任了刘某稳的辩护人。

（一）指控刘某稳索贿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1.指控刘某稳索贿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

（1）公诉机关指控的关键环节是薛某是否将30万元交给了刘某稳。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由以下环节构成：①刘某稳利用职务便利为刘某昌、王某伟谋取利益；②刘某昌、王某伟多次表示酬谢；③刘某稳向刘某昌、王某伟提出借给薛某30万元；④薛某收到30万元后将钱交给刘某稳。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薛某是否将30万元交给了刘某稳，即谁是30万元的最终占有者，是薛某还是刘某稳。这既是判断借款到底是实质还是形式的关键，也是判断本案是否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本质的关键。我们可以抛开谋利环节不谈、也可以抛开表示要酬谢不谈，还可以抛开提出借款环节不谈，因为只要这个钱不是刘某稳占有，而是薛某使用了，只要公诉机关的证据不能证实第4个环节成立，哪怕是控方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刘某稳占有30万元这唯一结论，不管前三个环节是否存在，被告人都不构成受贿罪。控审两方应该对此不会持有异议。被告人刘某稳是否占有了这30万元呢。控方的证据能否证实这一环节呢？我们来看一下。

（2）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30万元被刘某稳占有，即被告人占有3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

①所谓薛某将30万元送给被告人的证据既不确实，又不充分。

第一，关于此节的证据只有薛某一个人的说法，即只有一个证据，属于孤证，从量上来说，根本谈不上“充分”；从质上来说，薛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在“是否缺钱”、“是否找被告人帮忙筹钱”“被告人是否帮助借到过钱”这样基本事实上都说了假话，其证言不“真实”，更谈不上“确实”。而被告人对此予以坚决否认，证据上呈现“一对一”，根据孤证不得定罪的原则，不能认定薛某将30万元送给了被告人。

第二，公诉人讲“薛某英、高某能够印证薛某所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

薛某英、高某只是说听薛某说，属于传来证据，源头来自薛某，不管薛某有没有告诉薛某英、高某，原始证据还是薛某一个人的证言，仍然是孤证。

而且所谓原始证据——薛某证言已被证实虚假，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当庭播放的2012年10月17日对薛某询问的录像明确证明：录像中薛某的语言内容与庭审上出示的2012年10月17日薛某询问笔录不一致。

薛某英的证言我在质证阶段也已经指出也是不真实的。具体理由不重复。

对于高某证言，辩护人再次强调，高某证言根本不能证实薛某告诉高某——“用薛某的卡替刘某稳收了钱，之后拿自己的备用金给了刘某稳”。因侦查卷宗第2卷85页明确记载：“在去上海的途中我们闲聊的时候，我问薛某我姑父的事情他是否参与了？薛某跟我说：‘只是刘局（刘某稳）安排往他卡里存了些钱，然后我按照刘局的要求把钱提出来交给他了，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具体参与’。我当时想这个事情很正常，也就没有再问，我们就一起在上海玩了。”按此记录，薛某只是告诉高某“自己帮着把刘某稳卡里的钱提现后，交给了刘某稳”，绝不是告诉高某——“用薛某的卡替刘某稳收了钱，之后拿自己的备用金给了刘某稳”。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对于前者，高某当然觉得很正常了。而且还要注意，薛某和高某的谈话时间是2012年8月31日所谓的被告人案发后，不是2011年12月17或18日。

②不存在所谓“刘某稳给薛某10万元归还刘某昌”的事实。

因为关于此节的证据也只有薛某一个人的证言，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认定。具体理由同上，不再赘述。

③薛某所谓送给被告人的30万元现金来源不清，无证据证实薛某手里有30万元现金。

30万元有没有交给被告人的前提是有没有30万元的现金存在，只有薛某手里有30万元现金，才谈得上去送。但是纵观本案证据，除了薛某、薛某英姐弟俩的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对此，我在质证时已经说了具体理由，不再重复。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3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薛某英不可能不记帐？现在30万元现金没有出处，没有说明如何筹集来的，也没有账册佐证，这个问题绝不是薛某英所说“我记不清楚那些钱是谁给的了，反正那些钱是我帮薛某保管的现金”这一笼统的说法，就能够蒙混过关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客观结论——30万元现金来源不清。

（3）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索取贿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①同样，所谓向刘某昌索取贿赂的证据只有刘某昌的证言，向王某伟索取贿赂的证据只有王某伟的证言，暂不说刘、王证言存在的问题，仅从证据量上来说，均属于孤证，而孤证不得定罪。

②请法庭高度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借款时索贿，那2012年春节前还了10万元，又怎么解释？

（4）所谓刘某昌、王某伟多次表示酬谢的指控，只有刘或王一人的说法，系孤证。

（5）针对“被告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指控的澄清。

通过庭审已经查明，被告人对于刘某昌、王某伟承包工程、结算，没有给予比其他人更为优惠、优先的照顾，对该二人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刘、王也有大量款项未结。而且，对其他人，被告人作为城市管理局局长也履行着同该二人一样的审批签字手续。这说明被告人只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局长的义务而已，与受贿罪要求的“为他人谋利”不能等同。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为他人谋利”，必须要看是否符合受贿罪所要求的权钱交易的对应性和因果性。不能将客观履责的行为简单认定为受贿罪所要求的“为他人谋利”。

2.辩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实控方“证据”，尤其是三名关键证人即“刘某昌、王某伟、薛某”的证言存在重大问题，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调查时，另一位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律师对刘某昌、王某伟、薛某三人的谈话录像等证据，充分证实三人以前在侦查机关的笔录是虚假的，不是案件的真实情况，真相就是借款，三人也解释了以前笔录虚假的原因。

（二）本案证据充分证实：涉案的20万元是经刘某稳介绍和担保，刘某昌、王某伟借给薛某的借款

1.薛某英证言、薛某证言、刘某稳口供证实2011年11月份薛某在陕西开矿需要借钱。

2.刘某稳口供、薛某证言、朱某证言、陈某证言证实薛某要求刘某稳帮忙借钱。

3.刘某昌、王某伟领取工程款的书证和证言、刘某稳口供证实该二人有富余的钱款可以外借，被告人知道这一情况。

4.刘某昌证言、刘某稳口供证实以前刘某稳曾借给刘某昌钱，平时关系还可以，有经济往来。

上述4点共同证实被告人介绍薛某向刘某昌、王某伟借款有正当的、合理的借款事由。

5.汇款凭证、借条、刘某昌、王某伟、薛某等证言、刘某稳口供证实，涉案20万元（总额30万元）汇入薛某帐户，2011年12月22日薛某将该30万转支，钱款的去向是流向薛某、薛某英使用。

6.刘某昌、薛某证言、刘某稳口供等证实2012年春节前，薛某还了刘某稳10万元，有归还的行为。

综上分析，刘某稳介绍借款有正当、合理的理由，钱款去向也是指向薛某支出，有借有还，有来龙，有去脉，环环相扣，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条。且每一环节的证据都是多个，量上充分；从证据形式看，有言辞证据，有书证；且证实事项均是不争的事实，质上确实。因此，涉案款项的确属于借款，借款是实质，而非形式。

被告人刘某稳无罪。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刘某稳犯受贿罪证据不足。证人刘某昌、王某伟出庭作证时当庭翻证，当庭证实是通过刘某稳借给薛某的钱，薛某向刘某昌、王某伟借款，是在刘某稳作为证明人的情况下在其办公室当场出具了借条。证人薛某在侦查阶段的证言与录音录像不一致，通知其出庭作证，在没有说明不出庭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出庭作证。故在侦查阶段刘某昌、王某伟、薛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薛某在侦查阶段证言中称交给刘某稳30万元款项的来源和去向没有查明，没有确实证据印证刘某稳收到30万元现金，钱款的去向指向薛某，期间有还款10万元的事实。综上所述，按照证据裁判原则，公诉机关所指控刘某稳犯受贿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某稳无罪。

本案控辩双方的交锋焦点是：

1.刘某稳是否占有款项。本案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薛某将款项送给了刘某稳。

2.薛某、刘某昌、王某伟等三人的侦查证言是否合法、真实、有效。

3.本案书证——借条、银行转款凭证、账户明细证实“30万元是薛某用了”，也证实“是薛某还给了刘某昌10万元”。对此客观事实对刘某稳是做无罪推定还是有罪推定。辩护律师紧扣上述三大焦点，从证据入手，由证据到事实，由事实到法律适用，层层分析，环环相扣，依法据理，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刘某稳无罪的结论”，并被法院采信。

本案控辩交锋的实质焦点是证据，法院判决的落脚点也是证据，其实本案涉及如何理解证据的“确实、充分”。对于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1.综合分析全案证据的前提：单个证据本身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据资格。非法、不真实、无关联的证据无从综合。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是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第一层面的要求。

2.不能以所谓“单个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倒推单个证据具备证据能力。

3.“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不仅要求证据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且要求证据的数量不能是“孤证”。

4.“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等于“得出唯一结论”。

“排除合理怀疑”和“得出唯一结论”是同质的。何谓“排除合理怀疑”，就是“得出唯一结论”，只要能“得出唯一结论”，就“排除了合理怀疑”。何谓“得出唯一结论”，就是“排除合理怀疑”，只要能“排除了合理怀疑”，就能“得出唯一结论”。